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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“最美方志人”·黃建生

2016-07-06 10:19:29

于平淡中見華章
——記建德市地方志辦公室館員黃建生

  我認識黃建生已經10余年了。因為住在同一棟樓的緣故,早出晚歸時,我與他經常打個照面。當年,他是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;如今,已留了滿臉怒張的絡腮胡子;假如在街上看到他,根本不可能把他與想象中溫文爾雅的“方志人”形象聯系在一起——這樣一個外表粗獷的中年人,卻是一個有著豐富經歷的老“方志人”。他是建德市歷史地方志年鑒學會理事,是建德市地方志工作領域的行家與中堅力量,撐起了建德地方志業務的“大梁”。為此,他先后被評為浙江省地方志系統先進個人、杭州市首屆“最美方志人”、建德市優秀共產黨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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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修志必先修“心”
  對于地方志,很多人并不了解;對于修志之難,沒有親身經過更是不知其難。然而,修志工作未必功在當代,但一定利在千秋。
  2003年9月,因編修《建德市志(1978-2005)》需要,經市政府人事部門以“特需人才”名義批準(當年6月開始,全市已經停止從事業單位調動人員至機關工作),黃建生從建德市圖書館調至建德市史志辦,專職從事修志工作。是年10月,我從航頭鎮選調到建德市科協,隨后成為《建德市志》科協篇的撰稿人,先后撰寫了14年的《建德年鑒》科普活動篇。于是,我與黃建生和史志辦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。建德市史志辦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——市委黨史研究室與市地方志辦公室合署辦公,為市委、市政府直屬正科(局)級事業單位,是市委主管黨史工作和編研地方黨史、以及市政府主管和編修地方志工作的機構。由于單位人手少,黃建生身兼數職。
  他負責《建德市志》中16個編102萬字的編輯、統稿工作,占到全志的三分之一強。修志之外,他還承擔重要黨史工作,既承擔黨史第二、三卷專題資料匯編的編輯工作,也承擔專題撰稿任務。編輯了《丹心永在—蔣治傳》《祝光燾傳略及文稿》;同時,還承擔《建德往事》《史志新苑》《建德史志叢書》等書刊的校對審稿。在校對工作中,他高度負責,常常為某些不確定疑問而加班加點,查閱了大量的資料。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時,兼管省方志館(建德)圖書文獻,擔任《建德市地名志》總審校,完成4000冊黨史、地方志書籍的目錄索引編制。
  2007年7月,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  時間到了2016年5月,我從科協調黨史辦,與黃建生的接觸多了。言談中,他告訴我:干方志工作出頭露面少,工作周期長,出成績慢,許多人不愿意干;可干這工作時間長了,也就習慣了,特別是每年出書,有成就感。“七一”前,單位黨組織推薦他為建德市優秀黨員候選人參加黨群系統聯評,他謙虛地推辭,表示“盡量讓更先進的同志有機會”。我不敢說他始終把“淡泊名利、敬業奉獻”作為堅定的信念,把“修佳志、創佳績、實現人生價值”作為不懈的目標追求。但是,他守得住清貧、耐得住寂寞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堅持耕好自己的“田”、走好自己的“路”。他說:“修志工作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,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;雖然坐冷板凳工作辛苦、條件艱苦、生活清苦,但能給后人留下一筆‘財富’”。
  對名利功勞,黃建生讓;但對工作,他從來不“讓”。十四年來,他全程參與建德年鑒各年度的編輯工作,負責大農業(農、林、漁、水利、農村工作、氣象、農村新能源)、鄉鎮街道等內容,每年字數規模在8~10萬字左右;全程參與《建德市志(1978—2005)》編纂,承擔“建置沿革”“自然環境”“民俗”等章節12萬字的撰稿,以及“交通”“能源”“城鄉建設”“經濟體制改革”“三農”“質量技術監督”等方面共16編102萬字的責任編輯和統稿工作;協助浙江大學、浙江林業大學專家,完成對《建德市志》中動物、植物資源的二名法標注,彌補了1986年版《建德縣志》只有單名的不足,使新志在編修體例上得以進一步嚴謹和規范,得到方志系統有關專家的一致肯定。
  我想,日復一日,年復一年,能堅持在史志辦這樣的單位,一干就是十幾個春秋,而且干得津津有味,這也算修“心”到家了。
  修志重在修德
  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學家、史學家司馬光就曾說過“正心以為本,修德以為基”。嚴以修身,正心修德,可以用在各行各業中,它是為事做人的基本要求。
  如何修德?做人講道德,修志自然重在修德。因為修志工作光有良好的心態還不夠,必須撲下身子,吃得苦頭,否則,將一事無成。為修出高質量的志書,黃建生自購、訂購和借閱大量書籍,減少不必要的應酬,利用點滴時間自我“充電”,努力使自己成為修志的行家里手。在編纂過程中,他經常深入第一線,扎實做好基本功,先后參與《謝田村志》《建德市林業志》《建德市昆蟲志》《建德市軍事志》《胥嶺志》《淤堨村志》《壽昌鎮志》《新安集團志》等志書編修輔導工作;為《瑞坑村志》《梓洲村志》等編纂出謀劃策并開展審稿,提出詳細意見和建議;幫助市慈善總會完成2萬字的《浙江慈善志·建德分志》撰稿;先后擔任市工商聯10萬字的《百年滄海》、86萬字的《建德市地名志》總審校;參與建德市新四軍研究會主編的黨史書籍《老區新貌大洋鎮》;作為主要撰稿人與編輯,其參與杭州市委宣傳部主辦的《品質杭州·建德卷》,是全杭州第一本出版的鄉土教材,獲得杭州市“五個一”工程獎;參與市老干部局等主編的紀念抗戰書籍《紅色足跡—建德抗戰老干部的烽火歲月》《紅色足跡——建德老干部解放戰爭親歷記》;擔任82萬字的《乾潭鎮志》總纂和統稿,使一度陷于停滯的修志工作得以全面順利推進。他有著嚴謹、端正的學風,在編輯過程中,當發現地方史料中有語焉不詳的記載時,都會細致地加以考證。他深入學校工廠、田間地頭采訪當事人,用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完善、更正原有資料的不實之處;他埋頭于圖書館、檔案館,通過查閱大量佐證資料,對原稿中模棱兩可、發生混淆的相關歷史事件予以認真考證,糾正了許多史識字性的錯誤與硬傷。
  同時,黃建生積極為上級有關部門撰寫有關建德地情資料。他先后為全國第二次地名普查撰寫“建德市市情概況、鄉鎮概況”(1.5萬字);為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《浙江城市年鑒》供稿,為省方志辦《浙江省60年紀實·社會事業》撰寫建德市內容(2.0萬字);為杭州市方志辦籌建方志館提供建德市情概況、建德歷代修志成果概況;完成2.5萬字的《杭州市志(1986—2005)·建德市概況》統稿(原稿由全市114個單位報送,規模達30多萬字,經10余次整合);完成《杭州市志》建德境內所有風景區的楹聯、碑刻的實地核對工作,糾正了原稿中不少差錯。
  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真實地記錄身邊的歷史,黃建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,利用修志成果服務家鄉父老。他利用縣志、府志等舊志,為航頭鎮、壽昌鎮、乾潭鎮、下涯鎮、楊村橋鎮等地鄉村文化建設提供古橋、廟宇、先賢人物等資料查詢;為村級文化大禮堂建設工程,提供家譜中“家規”“家訓”“姓氏由來”等方面的資料考證整理。為新葉古村落景區修改導游詞;還積極參與中小學生鄉土歷史教育宣講活動。他每年接待許多來咨詢、查閱地方史料的市民;2011年春節前,建德市蓮花鎮上世紀30年代農民暴動親歷者徐林林的后人,在多方求助無果的情況下,來史志辦咨詢有關資料。黃建生熱心接待了徐林林的兒子,花了半個月的時間,在單位檔案室里,逐一查閱50年代至60年代的外調材料報告、會議記錄等,最終找到相關的資料,證實徐林林參加革命、暴動失敗后未曾變節脫黨的組織結論,徐林林70多歲的兒子在拿到黨史辦出具的證明及有關文件的復印資料時,非常激動,淚流滿面,表示“終于可以抬起頭來做人了”。即使是外地來建德查閱資料的,黃建生也會提供熱情周到的服務。2015年1月,江西省永修縣柘林鎮司馬村雷洲組村民方樟木(建德籍革命先烈、大革命時期三都農民暴動領導人鮑寶昌之子鮑樟榮之女婿),來史志辦咨詢鮑寶昌的歷史情況。他認真查閱相關資料后給予嚴謹的答復,出具文字材料,提供材料復印件,考慮到對方人地兩生,他陪同前往信訪局、民政局辦理相關事宜。此后,方樟木多次來建德,黃建生均耐心陪同接待。近幾年,他先后接待了來自河北、江蘇、及本省金華、義烏、蘭溪等地上門要求提供幫助的人員10余次,每次都不厭其煩、熱情接待。
  修志工作也是一種修行
  人哪里需要遠離凡塵?工作場所就是修煉精神的最佳場所,工作本身就是一種修行。有人說,修志就是修“四苦全書”,艱苦、辛苦、清苦和痛苦。這是修志人的自嘲,但也是方志工作的真實寫照。
  10多年來,黃建生已經把編史修志作為自己的人生事業,操心操勞。正常的休假,沒有了;相反地,節假日或晚上加班加點,甚至工作至深夜或凌晨倒成了家常便飯。由于長期超負荷的工作,他積勞成疾,經受過兩次大手術。2013年11月中旬,就在做脾臟全切除手術的前一天,他還在抓緊時間完成《建德年鑒》的最后一遍校對。一個多月后,他又回到了工作崗位,繼續挑起地方志業務工作的重擔,投入勤懇而忘我的工作中。有一天晚上,我親眼目睹了他被閃爍著警示燈的120救護車送醫院搶救;幾天后,我又看到騎電動車上下班的他,重新投入“五加二、白加黑”連軸轉的工作狀態。
  壽昌鎮干部洪素萍清楚地記得,2015年2月,年前臘月廿八交給黃建生80多萬字的《壽昌鎮志》送審稿,年初上班后第一時間就收到他反饋給壽昌鎮的修改稿。黃建生利用春節假期,進行了全面審稿,并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和建議;可以想象,別人春節走親訪友拜年的時間,他在替《壽昌鎮志》審稿。2015年3月,啟動一年多時間的《乾潭鎮志》編修工作,一度陷于停滯;由于缺少專業輔導幫助,修志人員信心動搖。得知消息后,他全程介入工作,不僅幫助修改初稿,而且親力親為,查閱大量資料,補充了大量內容,僅表格,就編制了100余張,使志書質量得到保證。建德市大慈巖鎮汪山村,是抗戰時期蘭溪臨時政府所在地,抗戰勝利后,時任縣長曾為該村撰寫一篇文章,刻成匾牌贈送該村;由于文革破壞,該匾牌不知下落,匾牌文字也失考。2011年該村在進行村文化建設時,開始尋找原文,并向史志辦求助。由于史志辦也未曾收錄該匾牌文字,所以一直無法確定該村憑村民回憶而仿制的匾牌內容是否準確。黃建生一直把這事放在心上。2016年3月,在拜訪《蘭溪市志》主編胡汝民先生時,向其提出該疑問,意外地從胡汝民編撰的一本書中發現該匾文。第二天,黃建生就將該文稿整理,并經《今日建德》刊發,汪山村村兩委聞訊后,專程來史志辦表示了感謝。2016年6月中旬的一天,4名欽堂鄉修志人員到市志辦,找了黃建生和有關領導,指名要求黃建生長期介入鄉志修編指導工作……
  在多年的志鑒初稿編纂過程中,黃建生不僅獲得最直接的編纂經驗,而且對志鑒工作有了更深的體會。他先后在《浙江方志》等刊物上撰寫發表了《建德市志對建置區劃若干問題的處理》《縣級綜合年鑒鄉鎮內容的編撰》《鄉鎮修志需要注意的幾個典型問題》《二輪修志中經濟部類若干問題的處理》《關于修志中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》等10余篇理論文章,向全省地方志系統介紹建德市修志工作經驗。在《杭州方志》發表2萬字的史學研究論文《血與火的烙印—地方文獻中的太平天國與建德》,在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《征途》上發表0.65萬字的《1942年建德壽昌局勢及今日之思考》,該文還被建德市紀委、李家鎮初中、更樓初中等單位作為黨史宣講材料。
  有人問黃建生,你從圖書館調到史志辦十幾年了,至今還是事業編制,連個公務員都不是,工資待遇比原單位都要低,究竟圖什么呢?他只是淡淡地說:“我喜歡這項工作,而且我也有能力做好這個工作,能夠達到職業與事業的高度一致,何樂而不為呢?”
  黃建生是廣大修志隊伍中的一員,也是“方志人”默默無聞工作的一個縮影。其實,我們身邊有許多默默無聞的人,在不辭辛勞地做著自己的工作。他們執一顆平常心,過平淡的日子,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默默奉獻;雖然沒有干出什么轟轟烈烈的大事,卻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業,成就了人生華章。
 

作者:建德市史志辦  張永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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